▲5月報稅季，各個稅捐單位人潮湧入。（圖／本報資料照）
文／陳炯廷
前法務部長、前國安會首席諮詢委員邱太三日前因涉嫌為一名非法逃稅新台幣5億元的醫療集團醫院院長關說，企圖影響司法審判而引發社會嘩然。這起醜聞不單只有錢權勾結如何妨礙司法公正的問題，還包括社會坐擁高資產的權貴巨富如何鑽營租稅漏洞和扭曲稅制規避稅負，搬走政府的財政奶酪、侵蝕了社會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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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富人階層能獲得各種政策性的租稅優惠，並能運用會計專業，鑽營租稅漏洞，隱匿財富所得、規避稅負，甚至觸法時，還能有找上有力人士「關照」減輕罪責，一般領著「死薪水」的上班族和受雇者，則只能誠實納稅。因此，即便台灣大部分中間所得家庭的稅負，嚴格說來不算太重，但在薪資停滯和相對剝奪感下，仍讓多數民眾在每年5月報稅季節時，總要感嘆「中華民國萬萬稅」和「租稅不公」。
雖然貧富差距向來是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下的必然矛盾，但近30年來，台灣貧富差距呈現明顯加劇現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頂層所占的所得和財富比例大幅上升，並不是他們生產力大增，而是他們靠「錢滾錢」的資本利得報酬大幅增加所致，同時，中產階級卻陷於薪資停滯，租稅政策無法發揮財富重分配的效果。
不公平的租稅負擔
租稅不公平，從「勤勞所得」和「資本所得」的嚴重不公平待遇中可見一斑。例如在個人綜合所得稅方面，屬於薪資的勤勞所得平均約占75%，資本所得在輕稅或不課稅下，使得所得重分配的效果極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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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監察院的調查報告曾透過比較薪資所得與不動產交易所得在稅率上的差距，揭露稅制「輕課資本所得，變相處罰勤勞工作者」的不公平問題，監察院以一戶遭法拍的豪宅戶「帝寶」為例指出，該房地取得和售出間，獲利為新台幣1億7,353萬元，如果這筆獲利是薪資所得，以最高稅率（40%）計算，應繳稅約6,941萬元；但若以資本所得計算，即便以稅率較高的「非自用住宅」標準，也只需要納稅212萬元，前者是後者的32.7倍！
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副教授陳國樑接受本刊採訪時直言，台灣對於資本所得的課稅方式相較以工資為主的勤勞所得，兩者差距過大，嚴重違反「量能課稅」和「所得綜合課稅」原則，結果不但違反租稅公平，也加劇貧富差距。
公司行號住在豪宅裏？
陳國樑指出，勤勞所得基本沒有規避租稅的空間，資本所得卻大不相同。多數資本所得稅率很輕，如證券交易所得甚至不必課稅，且高資產者若是持有黃金、古董的話，也課不到稅。因此台灣在個人綜合所得稅的稅收來源偏重勤勞所得，即便有重分配的效果，也僅限於薪資所得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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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陳國樑表示，造成台灣稅基大量流失，影響稅制不公平的重要因素，還包括企業的稅負過輕和不必要的減稅優惠，淪為高所得者的「避稅巧門」；規模龐大的地下經濟活動未納入稅收來源，也是原因之一。減稅和無法掌握地下經濟，都是嚴重侵蝕稅收的結構性問題。至於台灣地下經濟的規模有多龐大？據曾任財政部長的經濟學者何志欽估算，約占GDP的三成。在減稅而導致的政府稅損方面，總的來說，平均每年約達四五千億億元。
陳國樑指出，企業營所稅的稅率偏低，同時還存在許多避稅空間。比方說，不少企業主會把個人的所得和財產都放在公司以避稅，或以公司的名義買車、買房。例如，豪宅「帝寶」社區中，有不少戶就是登記於公司法人名下，但公司行號為什麼要住在豪宅裏？
因為企業營所稅得已扣除營業成本，也導致一個奇怪現象，即在台灣消費時，常聽見店員詢問：「要不要打統一編號？」陳國樑指出，「光是這句話，就是幫企業逃漏稅」，因為這等於讓企業主將日常生活開銷當成營業費用，然而，為什麼幫小孩買書、家族聚餐，可以當成營業成本？且若以公司名義買車，每4年可以折舊一部車子，包括加油、維修費，都可以抵免稅負，但一般民眾買車用車，就必須自行承受折舊與維修費用。
如果說，一般中小型企業已經很善於鑽租稅漏洞避稅，那麼獲利規模更龐大的大企業又是如何避稅？陳國樑指出，大企業可透過「移轉利潤」、「錢藏海外」等方式來減輕稅負。在台灣要做到這點，其實不一定要把錢放在新加坡、開曼群島等這些著名的「避稅天堂」，本地銀行就有提供「境外金融中心」（Offshore Banking Unit，OBU）服務，只要企業把錢放在OBU帳戶，不匯進企業盈餘，就只需繳納最低稅負即可。另外，這些提供避稅管道的台灣銀行家，還能享受免徵營所稅的優惠。
減稅救經濟的迷思
近30餘年來，不分藍綠執政，在缺乏宏觀及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願景下，為刺激投資和經濟發展，「減稅」幾乎成了「產業政策」的代名詞。
然而，減稅政策即便缺乏實效，如台灣經濟學家瞿宛文於《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中指出，1990年代迄今，政府缺乏與時俱進的產業政策，租稅優惠已廣泛散發於既有產業，並未見重大新興產業的措施，而過低的稅收也必然削弱政府推動政策的力量。但在「一元一票」的民主體制下，錯誤的政策不但未獲修正，受制於工商團體的遊說壓力，各種租稅優惠還不斷被「加碼」。
陳國樑認為，政府替企業減稅時，並未考慮是否花在刀口上，以及財政損失，只是一味地給租稅憂惠。租稅優惠對已成功的企業而言，只是錦上添花；對苟延殘喘的企業，可能因為這些及時雨而續命，但無法達到產業升級的效果；介於其中的企業，也可能因為滿足於租稅優惠帶來的利潤，索性就不思創新。對於企業的減稅要求，財政部通常不敢阻擋，就怕背上「妨礙經濟成長」的罵名。但不減稅，經濟就難以成長？這恐怕是個迷思。陳國樑指出，過去台灣在租稅負擔率高的時期，正是經濟成長最快速之時。
租稅右傾 公平難實現
在企業和資本稅負比重偏低，非薪資所得稅基大量流失下，台灣的稅收長期以來不但趕不上經濟成長的增幅，也不及政府的公共支出。例如政府稅收與GDP之比（即租稅負擔率），不但遠比歐、美許多先進國家來得低，也已開發社會中的後段班，甚至還落後於有「避稅天堂」之稱的新加坡。
長年「右傾」的財稅政策，令富者越富、貧者越貧，惡化分配不均，窘迫的財政，也讓政府雖有「左傾」的嚮往，卻無充裕的財政以執行有利民生福祉的公共服務，或推動科技研發、促進經濟轉型。如何改革租稅的公平性，讓資本家和富人得以負擔合理的稅負，無疑是任何一位有志於解決社會分配不均，對共享繁榮有願景的政治人物都應直面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