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讓均
「紐約現在很糟！缺少口罩、呼吸器，不時傳出醫護倒下！」談到疫情，越洋電話那頭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口氣急切，一反平日冷靜的學者形象。
因為他所處的紐約州是美國最慘的疫情震央、逾四成死亡病例都在此。統計整個美國至4月25日已超過90萬人確診，淪為全球最大疫區。
對此，19年前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位77歲知名經濟學家，痛陳美國疫情失控的關鍵就是失靈的國家機器，而總統川普要負最大責任。
「新冠病毒帶來的重要一課，就是我們需要一個有能力的政府！」日前接受《遠見》獨家專訪的史迪格里茲指出，川普一貫不相信科學，不發揮政府功能，還經常扭曲事實、混淆訊息。
因此，在疫情爆發的緊急時刻，更加劇這些惡果帶來的負面影響，「真不敢相信，短短三年，一個人與其團隊，就讓美國衰弱至此！」
經濟衝擊將比2008年大
不過，「川普現象」只是體制失序的一個結果。
史迪格里茲指出，過去40年，由市場派主導的經濟架構，已大規模顛覆市場、國家與社會三者之間的平衡，導致經濟成長趨緩、社會不公義。而這也使得美國在面對疫情時，更加脆弱。
「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將比12年前的金融海嘯來得更大！」
26歲就被聘為耶魯大學正教授的史迪格里茲，指出這場瘟疫目前還看不到盡頭，而且病毒肆虐全球、超過185個國家，規模與衝擊勢必比2008年由美國引發的金融危機來得更廣而深，將對人類社會造成各種不可逆的影響。
他悲觀，如果疫情再延燒一、兩個月，那麼全球經濟走勢將非眾所期待的「V型反轉」，而是復甦牛步的「U型反轉」。
也就是說，史迪格里茲認為即便疫情結束，全球也不會快速恢復原本的市場供需，因為供應鏈可能斷鏈、供給無法到位。另方面，民眾與企業可能因為前景不明，而吝於消費與投資，需求大打折扣。
三個月來，疫情造成全球經濟大當機，各國央行大撒鈔票來救市，光是美國就祭出超過2.2兆美元的史上最大紓困案。
對此，曾擔任美國前總統柯林頓任內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史迪格里茲，認為政府及早出手來紓困是對的，但卻憂心新興市場。因為主要國家自顧不暇，對幫助新興市場興趣缺缺；然而經濟是一體的，一旦新興市場告急，全球各國都會被拖下水。
他的另一個憂心，則是在於疫情之下將加劇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狀況，導致強者愈強、弱者愈弱。
還記得，當初全球金融海嘯發生之後，各國央行也是直升機式撒錢，大行貨幣寬鬆（QE）政策，然而這些多印的鈔票卻集中在金字塔頂層。他指出，金融海嘯後2009至2012年的三年間，美國所增加的九成GDP，都進了財富前1％的人手裡，而這些人同時是制定遊戲規則（政策規定）的人。
史迪格里茲感嘆，失控而缺乏規範的金融秩序、以及不斷增強的市場操縱力（market power）造成全球金融海嘯之後更加明顯的「1％所有、1％所治、1％所享」極端現象。
這一次全球性的災難再度降臨，然而疫情過後、拿下口罩，人們迎接的會是分配更不平均的明天？
大市場迷思，加大貧富鴻溝
所幸，史迪格里茲有解方，而解方就在他的新書《史迪格里茲改革宣言》之中（由「天下文化」發行中文版）。
他接受《遠見》專訪時指出，這本書的主要關懷就是檢討、修正已然傾斜的社會結構。
「我們需要回歸經濟學的起點，重新省思當初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國富論》！」史迪格里茲表示，當時史密斯篤信「市場有隻看不見的手」，認為市場機制會自動平衡所有的供需，這種「大市場」的論調也是近40年來經濟的主流思惟。
因此，經濟學家多認為社會發展到一個階段，自然會有財富「下滲（Trickle down）效應」，較底層的民眾也能改善生活；然而，20年前就開始研究社會分配議題的史迪格里茲，卻認為在「自由市場」的迷思中，反而會是財富上流（Trickle up）。
他指出，這就是一種尋租（rent-seeking）現象：透過剝削勞工與弱勢，讓財富集中在富人身上。說起來，這也是一種財富重新分配，但卻是讓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並非創造財富、把餅做大，讓所有人共享繁榮。
放任市場派的結果，讓市場操縱力大到失控，最終也將威脅民主價值。
「2016年總統大選的結果，就是一記警鐘！」他觀察，貧富之間的大鴻溝導致右翼勢力崛起，間接導致川普的當選；而川普上任，又加劇了社會分裂，呈現惡性循環。
他表示，近250年前，史密斯寫《國富論》時，並未指出國家財富從何而來。但現在史迪格里茲有答案，他認為國家的財富來自於科學與技術的推展，以及社會組織的健全與協力。
他推崇另一位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論點，贊同政府必須要出面矯正失控的市場秩序，才能讓國家財富與經濟成果有效而公平地分配。
他透過這本書提出改革宣言。「我們需要重新擬定社會契約，推行更加進步的新資本主義！」史迪格里茲表示，在進步版的資本主義（progressive capitalism）中，政府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曾獲得《時代雜誌》提名為全球最有影響力100人的他，指出政府功能主要有四個。
首先，進步的資本主義雖然仍以自由經濟為運作核心，但政府必須對市場適度規範；第二是提供基本公眾資源，例如教育、健保；第三，建構有效的社會保護網；第四，補足自由市場機制下的缺口，例如幫助民眾拿到助學貸款、企業融資。
如果上述四個功能沒有到位，除了讓社會公義更加傾斜，還會拖累全球經濟發展。因此，不論貧富，沒有人是局外人。
然而，史迪格里茲的「大政府」主張，卻與歐系廣發社會津貼的福利國家主義有很大不同。
對於此次美國大選廣被討論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或者是兒童債券，主張要每年發派固定額度的津貼給國民，或者在孩子一出生就由政府成立一筆基金，直到成年始能動用。他並不贊同。
他指出，上述作法或可讓弱勢得到補助，但重點是政府沒這麼多錢，而且人民需要透過工作來獲得尊嚴與成就感。其實，只要政府能發揮上述四個功能，制定更公平的機制，就能夠讓每位國民獲得基本保障。
戰勝病毒，不可能單打獨鬥
而在新冠病毒這個「看不見的敵人」之前，政府最迫切的工作，就是補足健保防護網。
但是提到這個，史迪格里茲就生氣。
「美國人GDP的20％花在健保，是法國人均健保支出的兩倍，但我們的防疫結果卻比人家差！」他指出，川普因為過度仰賴市場機制，不認為該由政府承擔責任，所以刪減疾管署的研究預算，公衛體系的資源也受到影響，美國防疫才會出現這麼大的破口。
不過，也就是在疫情的緊急時刻，更能彰顯政府角色。
「病毒提醒我們國界的重要，而最大的、最重要的政治單位仍然是國家！」蓄著招牌大鬍子的他觀察，要管制疫情，必須封鎖邊界、統整與分配資源，而這正是政府才能做到的。各國政要應藉此重新思考政府角色，重新獲得人民的信任。
許多人擔心此時政府權力過度擴張，可能戕害人權與民主。因此，史迪格里茲特別提醒，必須有健全的非營利機構、人權機制與各種社會組織，才能對政府有更多監督，也活絡公私協力的空間。
那麼，疫情會逆轉全球化、助長民族主義嗎？
「想戰勝未知的病毒，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單打獨鬥！」史迪格里茲表示，全球化帶來許多惡果，例如加深對弱勢國家的剝削，但不代表要「去全球化」，反而我們需要更好版本的全球化，因為世界已成一體，而且全球性危機的頻率愈來愈頻繁。例如，氣候變遷就是一個很迫切的全球挑戰，需要更緊密的國際合作。
疫情發生以來，已經暫停各種移民簽證的川普，目前正打算再暫停合法移民入境美國兩個月，以保障美國人已萎縮的就業機會。這舉動引發各界抨擊：「美國鎖國了嗎？」「美國將不再偉大！」
或許川普應該聽聽史迪格里茲的提醒，別再一意孤行。
這位聲名卓著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從來就認為「川普經濟學」必定失敗，因為川普降低富人稅、放鬆金融與環境管制，坐視保護主義壯大，全都不利於社會公義。
他甚至認為川普若再出槌、讓疫情進一步失控，恐怕錯失連任契機。
「人們應該從全球性的災難中學到教訓！」史迪格里茲期待，透過重新擬定社會契約，在更進步的資本主義中，重建一個個勇於承擔、法治自省的效能政府。
而這正是疫情過後，人們最需要的重生力量。
【本文摘自遠見雜誌5月號；更多文章請上遠見雜誌官網：https://www.gv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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