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志遠
90年代起，鑑於臺幣升值，製造業外移中國，我們就試圖擺脫原「全球代工」的角色。試想以「亞太營運中心」為定位，發展台灣成為環太平洋地區的經濟樞紐為目標，項目包括製造中心、海運轉運中心、航空轉運中心、金融中心、電信中心和媒體中心。結果我們知道，沒有一項成功。
從綠色矽島、兩兆雙星到四大慘業
接下來，我們定位自己是「綠色矽島」，以推動「兩兆雙星」，結果換來的是目前的四大慘業。這幾年，我們又開始以「自由貿易島」為定位，鼓吹加入「ECFA」、「RCEP」、「TPP」及開放「自由貿易港區」等，希望它是下一帖萬靈丹，它會有效嗎？
定位確實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因它決定我們有限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定位要成功，第一，它必須要有能力掌控其成功的關鍵要素；第二，執行的人願意付出比原先預估加倍的資源，排除不可預期的障礙，以求突破。如果用此標準來檢驗我們以前的定位，就可知道，它們都注定要失敗。
「亞太營運中心」的前四個中心，關鍵要素完全操控在中國的手上，它不開放「貨貿」、「中轉」、「媒體」，中心如何成立？至於後兩者，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Internet的蓬勃發展已經二十年，我們至今仍還在討論是否開放「第三方支付」及如何解決「最後一哩路」，「金融中心」「電信中心」有可能成立嗎？
至於花了幾千億的兩兆雙星，卻仍是組裝心態，掌握不到關鍵技術，當然無法挑戰韓國。現在只想靠「貨貿」的降低關稅來解救。大家想想，中國會犧牲自己已經開始茁壯面板產業來救我們嗎？我們的談判籌碼是什麼？
自由貿易島成功的兩大關鍵
那什麼是「自由貿易島」的成功關鍵要素？它要成功途經有二：一是國內有非常強的國際競爭力產品，並且其產值在國內占的比例非常高，故其利遠大於弊。透過這個大利，再來彌補其受害的小弊。韓國就是最好的例子，它這幾年，無論是汽車、消費性電子、通訊產品等大企業，其競爭力與任何先進國家相比，毫不遜色。故如能排除關稅障礙，對其是一大利多。
反觀國內以中小企業、代工為主的企業，受益者能帶給國內的利，便不明顯，所以馬總統一直掛在嘴上的「利大於弊」，卻始終無法說得很明確究竟利有多大。然而，如果台灣的中小企業，如因此而受害，那麼台灣的「貧富差距」將擴大，將為社會帶來更多的隱憂。
第二個成功途徑便是「減稅輕政」，讓它成為大量交易的門戶，以希望它帶來「利大於弊」的效果，如香港或新加坡。「減稅」的政策很容易執行，一道命令，即可完成。但「輕政」呢？我們是從一個集權主義過渡過來的政治體制，組織本身就疊床架屋，而法律的設計上往往「防弊多於興利」，以至於政府的效能不彰。
很多企業的經營，往往走在法律的邊緣。再加上我們的憲法是以「三民主義」為本的立法精神，本身就有很多社會主義的色彩，如何輕政？如果我們不能「輕政」又如何能享受扮演「門戶」大量交易的好處呢？以上可知，我們兩個成功的條件都不具備。所以，大家也不必指望它解決我們十六年來平均薪資不漲的困境。
分權是必須跨出的第一步
何以中央政府始終無法找到我們的定位？看看下面數據便能明瞭。我們的ＧＤＰ約14.5兆台幣，組織上，我們卻採取中央集權集錢制，行政院下面包含二十二個縣市。231317個公務員中(不含國營事業)，40％是屬於一府五院，60％屬於地方政府。
這就好像一家營業額14.5兆的集團，下面有二十二家分公司而非子集團，而總部卻擁有40％的員工。公司的定位，全由總部來策畫，它有可能成功嗎？如何解決此難題？分權的中央政府是我們必須跨出的第一步。(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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