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一 圖／多維TW提供
對於多數台灣人而言，林毅夫是一個熟悉的名字。既是因為林毅夫在兩岸對峙時期轉赴中國大陸的事蹟，又因他是第一位出任世界銀行（WorldBank）席經濟學家的華人。近年來，林毅夫基於中國大陸發展經驗的﹁新結構經濟學﹂享譽開發中國家，被一些國家定為發展規劃的理論基礎。那麼，新結構經濟學的價值為何？經濟停滯多年、早早就從亞洲四小龍序列脫隊、掉隊的台灣，正需反思現有經濟理論與政策，而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不失為有價值的借鑑。
多維：為什麼按照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已經無法解釋中國的發展？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國家也發現，簡單照搬西方的理論，用來指導開發中國家的政策實踐，會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結果？
林毅夫：任何理論都會有其前提條件，理論是否適用，需要看前提條件是否存在，如果說前提條件不存在，那麼這個理論就不適用。現在國際上所盛行的經濟學理論，主要是總結自已開發國家的經驗，或明或暗地，以已開發國家的條件為前提條件。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條件不同，簡單搬用已開發國家的理論來解決開發中國家的問題，願望非常好，但是，因為前提條件不一樣，經常會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結果。何況，已開發國家也在發展，條件在變化，盛行一時的理論總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新的理論所取代。如果已開發國家的理論在已開發國家都做不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那麼，在開發中國家當然不能做到「放諸四海而皆準」。
但是，已開發國家的理論在開發中國家很有市場，最主要是因為開發中國家的知識分子普遍有西天取經的想法，認為已開發國家之所以能成功，必定有道理，若把這些道理學會了，拿到自己國家來實踐就可以改造這個社會。可是他們忘了，「橘越淮為枳」的教訓。
已開發國家的理論在開發中國家作為批判的武器，很有說服力。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個是，已開發國家被認為先進的，開發中國家相對落後，落後就會有代價。另一個方面，已開發國家的理論一般所假設的是理想條件。而開發中國家通常在轉型當中，必定存在很多扭曲，有扭曲就有代價。所以，開發中國家的知識分子看到開發中國家有很多問題時，就會認為這些問題是沒有按照已開發國家的先進經驗和理論去做的結果。以這樣的理論作為武器來批判，很有說服力，但是按這樣的理論去做，經常事與願違。
以金融發展為例，已開發國家的金融，主要以股票市場、風險投資、大銀行為主。這是因為已開發國家的產業資本密集，資金需求規模非常大，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必須自己研發，資金投入和風險都很大。已開發國家的金融設計必須能夠把分散的資金動員起來，並能分散風險。所以股票市場、風險投資和大銀行適合已開發國家的需要，可是拿到開發中國家就不合適。開發中國家的實體經濟特性是什麼？主要以小農戶和微型、小型和中型的製造業和服務業為主，資金需求規模小，而且所用的技術和所生產的產品相對成熟，主要的風險來自於經營者是否有能力、誠信。但金融經濟學研究的是股票市場、風險投資和大銀行，教科書教的是這些內容和制度設計，也被認為是先進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IMF）給開發中國家的建議，也是拿已開發國家的經驗作為參照，鼓勵開發中國家去發展直接融資、股票市場、大銀行，這就造成開發中國家的金融體系無法為實體經濟服務。
在轉型問題上也是如此。轉型中國家必然存在許多制度扭曲，從現代的主流經濟學理論來看，只要有了扭曲就會創造政府行政干預所導致的租金，有了租金就會產生行賄、受賄，有腐敗、有收入分配不均等一系列問題。因此，從現代主流經濟學理論來分析，推行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把所有干預扭曲一次性地消除掉，是理所當然。然而，現代主流經濟學忽視了這些扭曲的存在是有原因的，是因為在過去的發展思路和政策之下，投資建設了許多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需要政府的保護補貼這些產業才能生存。如果這個條件不改變，把干預扭曲取消掉，那些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中的企業，缺乏自生能力，就會破產倒閉，造成大量失業和社會不穩。同時，那些產業有不少屬於國防軍工，為了國防安全，也不能讓它們倒閉，即使私有化以後，也需要給予補貼。事實上，從蘇聯東歐轉型後的情形來看，私有化後，尋租腐敗的情形還更嚴重。
所以我提出新結構經濟學，是希望從總結開發中國家自己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提出一個新的理論體系。
多維：討論中國經濟問題時，目前有三種來自西方的觀點影響著不少經濟學家。一是海耶克（Friedrich ugust von Hayek）的觀點「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二是經濟學家錢納里（HollisB. Chenery）的觀點，認為一個國家如果看清了體制弊端，並且清除這些弊端，即使不存在發展的必要條件，也能實現快速發展。三是克魯曼（Paul Krugman），不斷唱衰中國，認為中國的經濟成長既不是奇蹟，也不可持續。您怎麼看？
林毅夫：我從後面的問題先回答你吧。中國的經濟成長不是奇蹟也不可持續的論調，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此起彼伏，不斷有人提出。中國是一個以雙軌漸進方式轉型的開發中經濟體，存在許多體制、機制、結構問題，這不足為奇。從主流理論來看，發生硬著陸是必然性的事件，所以只要中國經濟發展速度稍微一下降，這種論調就會出現，並且很有說服力。但都已經40年了，中國經濟總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不僅在人類的歷史上不曾出現過如此高速、維持這麼長時間成長的先例，而且中國也是過去40年來唯一不曾出現過系統性金融經濟危機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在這麼多問題纏身的情況下，能有這樣長期穩定和快速發展的成績，是人們所不曾預想到的，也是用任何現存的理論都難以解釋的，這不是奇蹟是什麼？
其次錢納里的觀點反映的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認為轉型中國家存在許多體制弊端，要取得快速發展必須堅決清除這些體制弊端。但按照這種思路去做的國家，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發展績效比轉型前更糟。這種觀點忽視了這些弊端是內生的，只看到弊端的存在，不瞭解其產生原因，在產生弊端的原因仍然存在的情況下，決心很大，去做消除弊端的努力，所產生的是事與願違的結果。
最後，針對海耶克所認為的中國改革開放成績是「人類行為的意外結果」，雖從西方主流理論來看中國到處存在問題，取得的成績似乎是人類行為的意外結果。但連續40年的穩定快速發展，不會是瞎貓碰到死老鼠的好運所致，背後一定有其道理。理論工作者的責任是把成功的道理揭示出來，形成新理論，使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和轉型得以完成「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這正是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的依據和所要達到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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