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呼籲黨內官員，要「發揚鬥爭精神，增強鬥爭本領」。（圖／路透社）
文／Matthew Fulco 傅長壽
中國傾向製造分裂和迫使對手屈服，常以其巨大的市場來威逼利誘。「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日前宣布成立，雖不確定該組織能否以有利西方民主國家的方式影響中國，但世界的確需要新的多邊組織來應對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挑戰。
2019年9月，神祕的武漢肺炎爆發的3個月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共中央黨校發表了一場關於鬥爭的演講。習近平呼籲黨內官員，要「發揚鬥爭精神，增強鬥爭本領」。
習近平使用「鬥爭」這個詞，讓人想起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當年這位中國前任主席勸勉群眾要打倒「走資派」，說這群人偏離了正確的社會主義道路。習近平成長於那個動盪時期，那個時期也形塑了他的世界觀。習近平和毛澤東以鐵腕統治中國，強迫整個中國社會要符合他的意識形態。
到目前為止，習克服了各種反對他推動中國走向專制的聲音。無論是哪個反對派，都缺乏習近平的權勢，這點在他2018年取消任期限制時再清楚不過。
港版《國安法》燃起西方抵制風
然而，西方國家在中國日益囂張的威權主義下，正掀起一股反對浪潮。而且中國趁疫情大流行之際搞的許多動作，以及違反香港《基本法》與《中英聯合聲明》，單方面要求香港遵守《國安法》，更是燃起抵制之風。
美中之間的貿易和技術戰其實已持續多年，其他國家大多不願介入紛爭。素來好戰的川普政府並不擅長結盟，其他西方國家也不願危及與中國的經濟關係，通常都是試圖謹慎地解決與中國的分歧。
但隨著中國鬥爭得越來越上癮，這也變得越來越難。澳洲早前呼籲對COVID-19疫情起源進行獨立調查，讓北京當局怒不可遏，威脅要抵制澳洲商品。中國後來對澳洲的大麥、牛肉和煤徵收關稅。今年6月，中國政府建議其公民不要前往澳洲旅遊和留學，並警告可能發生針對華人的種族歧視攻擊。根據澳洲政府的資料顯示，2019年中國學生和遊客為澳洲創造了180億澳幣的收入。
中國試圖逼迫澳洲屈服，並沒有成功。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6月時表示，「我們是一個開放貿易的國家。無論面對何處的脅迫，都絕不出賣我們擁護的價值。」
這並非虛張聲勢，中國以中澳商業往來當作武器，終將促使澳洲政府加速減少對這個最大貿易夥伴的依賴。這個過程將漫長而痛苦，但澳洲別無選擇。
最近也有一些好的走向：澳洲和印度在6月簽署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涵蓋網路技術發展、稀土和軍事合作。此外，由美國、英國、紐西蘭、加拿大和澳洲組成的情報網絡「五眼聯盟」（Five Eyes）正試圖打造可靠的供應鏈，產業可能包括藥品、稀土和核能原料。
中英關係迅速惡化
與此同時，中英關係也在迅速惡化。這次疫情打擊英國甚劇，有超過30萬的英國人感染，42,546人死亡（截至2020年6月20日）。英國首相強森（Boris Johnson）領導的政府認為，北京一開始掩蓋疫情的作法導致英國未能更有效地應對。3月時內閣部長葛羅夫（Michael Grove）表示，「中國的一些報告都沒有說明清楚疫情的規模、性質和傳染性。」
▲英國首相強生領導的政府認為，北京一開始掩蓋疫情的作法導致英國未能更有效地應對。（圖／路透）
北京對香港的打壓甚至可能更進一步影響與英國的關係。由於香港未能在自己的立法會通過《國安法》，中共乾脆直接自己來立一部。港版《國安法》預計最快將於8月生效，主要禁止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恐怖活動，以及外部勢力干預等4類行為，同時允許中國安全機關在香港正式展開行動。此法敲響了「一國兩制」的喪鐘。根據與英國簽屬的「一國兩制」方案，香港本應在2047年之前都要保持相當程度的自治權。
英國因此承諾改變移民規定，為35萬名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的香港人，以及另外25萬香港人提供獲得公民身分的途徑。「若證明有其必要，英國政府將很樂意採取這項措施。」強森在《南華早報》6月一份投書中寫道。
倫敦市調公司Redfield & Wilton Strategies 6月時進行一項全國民意調查發現，56％的英國民眾贊成改變對香港人的移民規定，只有12％表示反對。57%的人認為中國是英國的潛在威脅（Threat），而只有16%認同中國是盟友（Ally）。
英國也在重新考慮，是否該讓中國電信巨頭華為建設英國部分5G網路。美國一直以來都在警告華為會威脅國家安全，但倫敦當局一度認為這些風險可以控制。
北京毫無意外地威脅要對英國採取「反制措施」，這可能讓中國公司中止在英國建設發電廠和高速鐵路網HS2的計畫。諷刺的是，若中國真的中止，它涉入英國基礎建設的程度將會減少，對英國來說未必是壞事。
科技新創選擇東南亞、放棄中國
只要習近平繼續領導中國，中國對西方的鷹派立場就不會改變。他在確定擔任中國領導人之後不久，於2013年1月發表了一場演講，內容直到2019年4月才首次於共產黨的《求是》雜誌刊出。習表示：「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是歷史的結論、人民的選擇。」
習明確表示中國選擇性接受某部分的資本主義跟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所不同，他認為後者仍優於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最終消亡、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必然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他說道。
習的中國可以容許資本主義，但必須符合國家利益。某些市場自由化將會繼續，但不能讓國家無法控制戰略產業。其實中國有一些思想家贊成更市場化的經濟轉型，但他們並不在習的圈子裡。
習對市場的懷疑，跟他對憲政民主、新聞自由、公民參與、普世人權等等西方理念的蔑視一脈相承。這些都詳列在2013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首次披露的共產黨內部第9號文件中。文件寫道：「西方反華勢力和境內『異見分子』還不斷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搞滲透活動。」
有趣的是，這一直沒有得到西方重視。5年來中國的魄力（有人可能稱之為「侵略」）日增，美國企業也對他們在中國面臨的市場壁壘越感不耐，華盛頓當局終於採取行動，加徵關稅、針對中國在美投資設立限制，並制裁華為。對其他西方民主國家來說，他們與中國關係的轉折點則是因為近期的武漢肺炎大流行和港版《國安法》的宣布。
這些對中國經濟來說都不是好事，今年的經濟成長率可能只有1至2%。長期來看，外國在選擇直接投資地點時可能會逐漸放棄中國。這種情況在科技業就曾發生過。全球市值最高的網際網路巨頭Facebook、Amazon和Google，在中國的業務皆無足輕重。一些前景看好的亞洲科技新創，例如叫車服務龍頭Grab和Gojek，市值分別是140億美元和100億美元，皆在東南亞開展業務，而非中國。
外企須採取更微妙平衡策略
長遠來說，在中國的外資企業不得不採取一種更微妙的平衡策略。一方面，他們必須服膺於執政的共產黨路線，否則就有可能危及其在中國大陸或香港的生意。然而，向北京卑躬屈膝卻會在自己國內製造麻煩。
▲在中國的外資企業不得不採取一種更微妙的平衡策略以維持其在中國大陸或香港的生意。（圖／路透）
英國滙豐銀行（HSBC）和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就是典型例子。這兩家銀行最近都表態支持港版《國安法》；滙豐亞太區行政總裁王冬勝也簽名連署支持。渣打銀行在給《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的一份聲明中表示：「我們相信港版《國安法》有助於維持香港經濟和社會長期繁榮穩定。」
滙豐的決定很快在英國招致抨擊。前英國保守黨黨魁伊恩˙史密斯（Ian Duncan Smith）表示，滙豐支持中國推動港版《國安法》是「嚴重錯誤」（Grave Error）。工黨的國會議員南迪（Lisa Nandy）和陶茲（Anneliese Dodds）則致函兩家銀行，表達她們的疑慮。
中國預計將面臨來自西方民主國家更加堅決的抵制。6月5日，「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IPAC）宣布成立，聯盟成員來自12個國家超過100名國會議員，包括美國、英國、德國、義大利、澳洲、瑞典、加拿大以及日本。
IPAC看來摸透了北京的底細。中國傾向製造分裂和迫使對手屈服，常以其巨大的市場來威逼利誘。有鑑於此，該聯盟在其網站上的聲明中指出，「一些國家挺身對抗中國，卻往往孤軍奮戰……挺身捍衛基本的自由以及維護國際秩序完整性的重擔，不應由任何一個國家獨自承擔。」
該聲明指稱：「『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成立，是為了協調民主國家團結一致，共同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的作為和其未來野心帶來的挑戰。」
IPAC確實是一個由不同利益集團組成的新興組織。目前尚不確定，該組織能否以有利西方民主國家的方式影響中國行為。但是IPAC的想法基本上是正確的。世界需要新的多邊組織來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
*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外籍特聘研究員；譯者為廖珮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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