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婚、催生不是高齡化社會唯一的解答。 （示意圖／取自免費圖庫Pixabay）
文／黃崇哲（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
「23,604,265」，從2020年1月台灣人口到達最高的2,360多萬之後，就開始從頂端往下調整。依據國發會的推估，30年後台灣人口將回落到2,000萬人的規模，而那卻也正是30年前台灣人口的大致水準。這60年間，呈現出了台灣戰後嬰兒潮世代的逐步老化，加上後續世代在經濟環境與生活水平選擇下，使台灣家庭結構長期持續少子化的發展趨勢。
面對此一高齡化社會發展，儘管令人憂心，但如果在對策的思考上，仍是一味的向適婚者鼓勵「催婚、催生」，其實並非真正有效的解答。
畢竟，在社會發展的演進中，台灣早已擺脫過去那種需要藉由婚姻養兒防老的社會結構，而選擇單身、獨身老或其他非婚姻型態的高齡生活可能的民眾，所占比重也已經大幅增加。在如此的環境下，要因應可預見的高齡社會發展，應該尋求更全面的思考，在傳統生養後代的對策外，思尋更多的可能。
例如，就財務面而言，考量台灣的財富蘊含與社會結構脈動，若能充分善用金融信託機制，將可為台灣未來30年的高齡者，創造出可信賴的託付對象，讓社會告別「養兒防老，催生防老」的迷思與恐慌，同時整體性地提高所有世代的福利水準。
所謂金融信託，也就是由「委託人」（有錢人）把財產移轉給「受託人」（信託業者或銀行），來要求「受託人」為「受益人」（高齡者）的利益，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在這樣的概念下，其實有很多業務可以利用信託的方式來達到更高的成效。
只是，台灣過去的主要經驗是以投資信託為主，利用也多聚焦在高資產客戶的理財需求，再加上許多信託業者多以轉型商業銀行為發展目標，以致國內金融信託業務在發展上往往不如其他銀行的主要業務，開展相當有限。
對此，金管會政策鼓勵從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的安養信託商品開始，期望讓更多國人掌握信託真諦，善用金融信託商品。而在2020年金管會六大興利措施中，統合出「信託2.0」政策，採普惠金融精神，提升信託能量，期能讓客戶一站購足高齡社會所需的信託服務。
因為，台灣的戰後嬰兒潮世代基於迅速的經濟發展步伐，以及普及發達的教育條件，其生活改善幅度與收入成長達到史無前例的高峰，更由於自住房產價值的一路攀高，讓這些嬰兒潮世代累積出傲視其他世代的財富水準。
所以，善用金融信託機制，動員過去辛苦累積的財富來擔任安養這世代高齡生活的重責大任，同時降低面對高昂房價的青壯年人口的孝順壓力，應是可行的方向。而可行的關鍵因素，正是台灣的金融機構要值得被信任、被託付。讓千千萬萬擔心自身未來可能失能、失智的人，在當前還有能力進行託付時，選擇所信賴金融機構的信託商品，為自身的高齡生活架構出完整的生活尊嚴保障。
在信任的社會中，擁有完備社會安全網加上金融信託終將取代養兒防老的古老機制，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落實古人所期待，如《禮記˙禮運大同篇》中所提：「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台灣銀行家》雜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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