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銀行。（圖／路透）
文／Black Bubble
外商銀行生意考量的基礎，就是股東權益報酬（ROE），如果花旗執行長像新聞所說的，想跟上同業，如摩根大通的回報率，那麼花旗捨棄13個消金市場也就情有可原。
筆者4月中被邀稿時，當時台灣尚未經歷目前的缺電、肺炎社區染疫危機，回顧今時外資金融機構的撤離準備（花旗消金業務、保德信人壽）以及疫情對經濟活動／成本的衝擊，標題的醒世恆言之風雨如可產生穩定的綠能，也許只能幫助台灣緩解能源缺口之困境。面對快速變遷的媒體新聞標題、國際資本市場的現實考量，台灣是否準備好長遠的規劃與因應策略？
疫情是危機，亦是轉機
筆者淺見認為，COVID-19已經成為2020年後最大的市場風險因子，它的風險不是來自於如SARS的高死亡率，而是在於媒體渲染下造成民眾心理過度恐慌的因應方式，及主政者的急促對策與資源重新調配造成的潛在長期經濟傷害，甚至社會對立。
平心而論，武漢肺炎的確診死亡率已下降至目前的平均2％（某些國家可能因本身公衛缺乏而較為嚴重），全球死亡人口比例每千人也未因此病毒而產生急遽變化。台灣在2020年因全球疫情所造成的高科技供應鏈移轉中逆風得利，但現今自身陷入其他國家去年經歷過的同樣恐慌中，執政者如何摒除雜訊，規劃長遠發展方向與國際接軌（能源、科技、金融等）及落實執行時程更為迫切。
▲全球新冠肺炎累計確診與死亡。（圖／台灣銀行家提供）
▲世界人口死亡率。（圖／台灣銀行家提供）
基礎建設為金融發展基石
雖然筆者從事的非高科技製造業，需要高耗電與工業用水，但國際金融市場早已進入數位世紀有年，無論多先進的FinTech AI、雲端應用、大數據運算，乃至近來炙手可熱的數位加密貨幣，所有先進的網路金融交易皆會在電力中斷那一刻，戛然而止。即使不若肺炎引起的瞬間恐慌，但國際資本往來除了考量當地金融法規延續性、開放透明度，也會考慮能源基建的穩定度，進而影響其交易意願。
台灣在非核家園的目標前進，提倡綠色金融也是與國際ESG潮流同向，但是當資本導入綠電投資後所面對的臨時地方抗爭、未來法規政策協調風險，政府前置評估規劃到能源建置中維持合約執行的保障，也間接影響著金融市場未來發展。
▲金融市場活動。（圖／台灣銀行家提供）
可能讀者們在防疫第三或第四級時，已無心關注花旗4月中宣布消金準備撤離的消息。筆者不免俗的還是要分享外商銀行在生意考量的基礎，也就是股東權益報酬（ROE）。
如果將花旗台灣與花旗全球做比較，台灣的確高於全球回報率，但如果花旗執行長像新聞所說的，想跟上同業，如摩根大通的回報率，那麼花旗捨棄13個消金市場也就情有可原。至於其他外商銀行是否願意接手或退出台灣，筆者觀察還是回歸到ROE是否能達到股東要求，而非單純追求增加市占率。
▲金融機構ROE。（圖／台灣銀行家提供）
等待，或者我們有其他選擇
與此同時，國內銀行是否有利基點爭取花旗的台灣消金業務呢？筆者認為，台灣領先消金的民營銀行與花旗有很高的客戶重疊性（尤其是過往花旗人分布的商業銀行），所以客戶可能已經在默默做資產移轉的動作，讓既有國內競爭對手不用透過收購已可以得利。官股銀行雖然可以透過併購花旗取得更高的消金市占率，但是如果企業文化與花旗文化迥異，那麼購併效益、人才保留將會大打折扣。
除了同業收購，筆者也自問有沒有其他機制來增加花旗欲退出的市場效益？放眼國際市場邁向數位銀行趨勢，包含摩根大通年初也是第一次跨出美國消金市場，以數位銀行的形式進入英國消金領域，所以，是否會有其他非傳統銀行業者透過取得花旗當地市場執照，來提供數位金融服務？抑或是花旗台灣管理團隊有其他更好利基，與總行提出Management Buyout（管理者收購）直接成為擁有者以增加台灣消金的效益？
當然，以上的假設是建構在花旗願意針對台灣市場做出單一售出動作（市場目前觀察花旗應優先以整包13市場出售或分拆歐亞兩個區塊賣出）。國內金控如對區域消金有興趣者，也許該構思與花旗談判區域性的收購以一舉提升規模經濟，甚至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力，並且幫助台灣增加資本與人才交流的機會。
亞太營運中心機遇再現，同志尚須努力
猶記得90年代李前總統提出亞太營運中心概念，回顧至今，台灣絕對有足夠的金融資本（香港與新加坡的金融機構業務和私人銀行一直將台灣視為重要客戶市場）、科技（全球晶片荒更顯得台灣供應鏈的重要性）與人才（支撐著產業發展）可以在區域乃至全球扮演重要貢獻角色。
在國際政治角力上，我們雖然須持續面對中美平衡的挑戰，但是筆者認為國際資本永遠在找尋金融法規與國際制度接軌、政策發展穩定有持續性，及金流自由開放的市場來進行交易。如果主政者可以思索下一步的改革開放，我們成為香港、新加坡後的國際投資交易中心是可能的。
本文作者現任職台灣外商銀行，探索更多精彩內容，請繼續閱讀《台灣銀行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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