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貿易戰持續進行。（圖／路透）
文／梁國源（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董事長）
大國操作權力貿易，利用貿易達成政治或外交上的目標，並提升本身在國際間的權力強度。因此，其他各國的貿易政策制定者必須積極找出擺脫受圈限的策略，為其在紛雜的世界中開闢出立足之地。
過去各界雖以自由貿易或保護主義的觀點來分析近幾年美國與中國間的經貿糾葛，但都無法精確地解釋當前的美中貿易角力，和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或「中國製造2025」背後之精髓。事實上，全球貿易還存在第三種關係，那便是權力貿易（Power Trade）。大國操作權力貿易乃是利用貿易達成政治或外交上的目標，提升本身在國際間的權力強度，並削弱對手國的政治影響力，實現經濟利益則為次要。為達成此一目的，縱然須付出代價亦在所不惜，貿易亦只是達成更廣泛目標的一個手段而已。
德國首重供給效果與影響效果
著名的猶太裔政治經濟學家赫緒曼（A. O. Hirschman）、經濟發展學家羅斯托（W. Rostow）分別以納粹德國的崛起過程及60年代冷戰時期為例，描繪權力貿易的樣貌；歐巴馬政府時代的商業部（DOC）經濟競爭力顧問阿特金森（R. D. Atkinson）則援引赫緒曼與羅斯托的論述，再整合出一個20世紀至今權力貿易發展的軌跡（除了兩次大戰期間），各時期主導權力貿易的國家，依序是二戰前的德國、二戰後的美國，以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的中國（尤以金融海嘯後最為顯著）〔見圖1〕。
▲20世紀以來的世界權力貿易軌跡。（圖／台灣銀行家提供）
先就德國來看，早在二戰爆發之前，納粹德國就曾利用權力貿易的手段，提升自身經濟實力與軍事力量，並藉此晉升為國際強權。而德國施展權力貿易的做法，乃是著重於供給效果（Supply Effect）與影響效果（Influence Effect）兩個層面。
在供給效果方面，納粹德國大量進口軍事物資，並將貿易活動導向至週邊友好國家或對手國家，以期控制這些國家的貿易路線。同時，德國也動用國家力量派任本國勞工赴海外工作或進入國內的外資企業，從事商業間諜活動，竊取德國所需的生產技術與科技；至於在影響效果方面，德國讓貿易對手對自己出口的商品產生依賴性，又透過貨幣操縱等方式拉高進口農產品價格，讓這些貿易對手國難以割捨德國市場，且推遲了這些國家工業化的腳步。
在國家力量主導下，納粹德國有效瓦解國際上的政治反對力量，並透過經濟利益引誘其他國家「不情願」地與其結盟。但德國的權力貿易最後終止於二戰戰敗，取而代之的是將權力貿易發揚光大，並成功轉變為全球霸權的美國。
美國藉由市場開放、經濟結盟稱霸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各界誤以為美國一直奉行自由貿易準則，但實際上，為了對抗意識型態截然不同的蘇聯，美國在二戰結束後近50年時間裡，高度運用權力貿易來拉攏盟友。
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實施權力貿易的思維和方式並不複雜，1970年代以前，憑藉著其貿易順差與優異的生產力，向國際盟友敞開國內市場大門，並不吝於給予盟友經濟上的支持，甚至還片面讓利。除了二次戰後推動的歐洲復興計畫（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外，韓戰後對日本、台灣、韓國等第一島鏈重要成員的重建及援助，更是績效卓著，使其成功封堵共產主義擴張並贏得冷戰，成為全球唯一霸權。
不過，美國的權力貿易並非從未面臨挑戰。1970年代日本經濟快速崛起，透過限制貿易與匯率操縱，日本搖身一變成為當時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國，並引發美國國內企業與勞動團體的不平反彈，嚴重撼動美國的權力貿易架構。為此，1985年美國夥同其他盟友脅迫日本簽定「廣場協議」，讓日本政府放任日圓升值，並自主設立出口限額，成功地維護了美國本身的經濟利益。
之後，隨著1990年代初期蘇聯解體，前華沙公約組織成員國相繼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後，已達成全球獨霸的美國，鑑於經濟實力是其贏得冷戰的關鍵，國家經貿政策便走向經濟成長、自由貿易及權力貿易三者並重的格局。不過，當90年代後期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且美國矽谷科技業快速發展後，美國政界菁英遂認為未來不會再出現經濟足堪挑戰美國的國家，美國先行者的經濟優勢已無人能及，只要徹底奉行自由貿易的原則，透過開放國內市場向盟友分享廣大利益，就能坐享權力貿易的美妙果實。
沒想到，金融海嘯後的中國以超乎預期的速度崛起，經貿環境時空背景驟然改變，美國的權力貿易架構再度面臨挑戰。
美國霸主光環失色的四大原因
如今美國領袖地位岌岌可危的原因不外有四：首先，相比於過去蘇聯經濟量體僅有美國的30％，當前中國經濟量體已比肩美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甚至預測中國經濟規模可能在2030年之前超越美國，這意味著中國將比美國擁有更多銀彈可以用於權力貿易；其次，過去蘇聯採用計畫經濟，難以對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進行滲透。但當近乎市場經濟的中國，同樣對他國採取自由貿易策略時，美國就顯得左支右絀了。
第三，在服務貿易已是全球主流的現今，以商品貿易為核心規劃的WTO，其組織架構及相關規範相對過時，無法有效維護美國的貿易利益；第四，在自由貿易及片面讓利之下，美國產業逐漸轉型或外移，導致國力衰減，近年來頻創新高的貿易赤字〔見圖2〕，意味著美國更依賴其貿易對手，尤其是中國穩居美國第一大貿易逆差國，更表明美國已成中國的權力貿易對象。
▲美國貿易餘額占GDP比。（圖／台灣銀行家提供）
2016年總統川普（D. Trump）上台之後，明顯認知到美國的經濟實力不若以往，因而選擇減少權力貿易操作，改以貿易戰為阻絕中國政治影響力的主策略，但卻始終未能改善美中貿易失衡，今年3月美國對中國單月貿易赤字甚至創下歷史新高，代表美國對中國的貿易依賴程度有增無減。不過，今年拜登（J. Biden）入主白宮後動作頻頻，除了國會通過的新一輪1.9兆美元紓困方案，又推出高達2.25兆美元的基礎建設計畫，更廣邀全球龍頭企業赴美設廠生產（台積電亦受邀）。這一連串的措施，在在顯示美國正積極厚植自身的經濟實力，以重新強化整體性權力貿易的後盾。至於前任政府對中國設下的關稅壁壘，則將為美方增強談判的槓桿力。
中國成為全球權力貿易新做手
再看看中國，在2001年破格加入WTO後，國力不斷增長，且金融海嘯後，其政經影響力更是突飛猛進，令中國有機會實行自身的權力貿易，當局也開始思索究竟要利用貿易工具達成何種政治目標。從今日來看，答案就是中國要達成科技自主，且在全球新世代產業占據主導權。
為了實現這兩個目標，中國仿效德國逐步建立起權力貿易的供給效果與影響效果。在供給效果方面，中國藉由一帶一路倡議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確保周邊國家的資源供應無虞，並透過簽署協定來掌控這些國家的貿易路線，甚至透過軍港租借等方式，要求參與一帶一路計畫的債務違約國改以國有資產抵債。
在影響效果方面，中國掌握了全球主要的稀土供應市場，且透過政府補貼的不平等競爭方式，得以迫使外國企業赴中國生產，並服膺於政府的意志。同時，中國也透過租稅減免、高額補貼等方式，吸引境外產業赴中投資，並藉此建立起全球最大的離岸製造基地。
如同過去的德國般，中國不吝於向親善國家釋放貿易利多與主動讓利。另一方面，中國大量出口製造品並進口大量農礦原物料，讓原物料出口國對中國市場產生依賴，亦藉由貨幣操縱的手段，向潛在對手大量傾銷製造品，遏止對手的製造業發展，迫使競爭對手去工業化。當全球主要企業皆對中國市場產生依賴時，中國亦利用商業間諜竊取所需的智財技術，並利用這些優勢來讓特定產業，如通訊設備、太陽能等成為全球獨霸。準此，現今的中國透過貿易順差不斷擴大〔見圖3〕，墊高其權力貿易操作的本錢，亦在全球政經層面擁有話語權，不僅有欲取代美國之勢，更形似二戰前納粹德國再現，給全世界帶來莫大壓力。
▲中國貿易餘額占GDP比。（圖／台灣銀行家提供）
力抗權力貿易橫行的兩款策略
那麼在當前美中兩強捉對廝殺，並在全球操作權力貿易以墊高自身影響力下，是否意味著其他國家只能為俎上魚肉？其實也未必。無論美國或中國，未來想要透過權力貿易來維持或登上全球霸主寶座，只怕是日益困難。一方面是新興市場的經濟規模日增，世界秩序正由單極走向多極，未來美中兩國恐無法取得全球經濟的絕對優勢，也就無法全然有效滿足施行權力貿易的核心前提。反過來說，當美中兩國的絕對優勢減弱，便代表其他國家與美中相比的經濟差距縮小，兩國更難像過去般肆意施展權力；另一方面則是其他國家仍可透過被動防守、主動進攻兩種策略擇一因應。
首先，在被動防守部分，既然貿易是大國施展權力貿易的手段與工具，其他國家就必須分散對外貿易市場與科技供應來源，避免在經濟活動上過度倚賴大國，減少大國操縱權力貿易的著力點；其次，在主動進攻部分，其他國家之間應成立「貿易軍事同盟」。若有一國遭受到不平等的權力貿易對待，其他同盟國就必須採取一致的貿易制裁措施來對抗權力貿易施展國。如此一來，只要聯盟的經濟實力足夠強大，便能對經濟強勢國施展的權力貿易產生嚇阻作用，保障聯盟成員的主權不受侵擾。特別是當前美中對全球的政經影響力多少受牽制，分散貿易對象與組建貿易軍事聯盟的門檻已降低許多。
綜上，無論未來美中爭霸何者得勝，又或是有第三國取代兩國而崛起，強勢大國都不會放棄任何施展權力貿易的機會。所以，從主權或經濟利益的角度來看，各國的貿易政策制定者應找出不致陷入權力貿易供給效果及影響效果圈套的策略，才是在權力貿易橫行世界裡的生存之道。
本文作者為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董事長、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榮譽教授，探索更多精彩內容，請繼續閱讀《台灣銀行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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