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分析台灣金融業國際化的秘訣。（圖／pakutaso）
文／David Stinson孫維德
台灣可以先從放寬商業模式管制，加速不同行業合作的方向開始努力，除了可以拯救銀行業，更能持續提高整體競爭力，新興的純網銀就是個不錯的開始。今年，台灣在多年的技術人才培養以及關鍵決策者的優秀判斷之下，搶了美國的鋒頭，而且這項趨勢會維持多年。
台灣在對抗武漢肺炎疫情方面的表現，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但是另一項比較低調的成就可能也會讓商界領袖刮目相看。今年7月，英特爾（Intel）公司承認了其7nm（奈米）晶片製程碰上技術問題，並宣布要把下一代晶片生產外包給台灣的代工廠台積電。就這樣，美國從錯綜複雜的晶片製造業中抽身而出。
晶片生產是中美科技戰的核心，而台灣則是生產過程中的關鍵。金融部落客Ben Hunt引用科幻小說《沙丘魔堡》（Dune）中的名言，把晶片譬喻為小說中星際旅行必備的「香料」：「誰掌握了香料，誰就掌握了宇宙。」
台積電的主導地位不僅讓台灣有一定程度的硬實力，也讓台灣的優良聲譽成為強大軟實力，有利台灣在海外開展業務。然而，對銀行業而言，將業務轉移到海外發展，是為了逃避國內激烈競爭和利益壓縮。半導體業的成功經驗點出一項重要問題：台灣應該將社會「金融化」到什麼程度，才能提高金融業的盈利能力？
放寬金融監理，允許銀行進入高獲利業務
銀行必須先在國內市場培育競爭力，才能出外與他國拚搏。如果日後要向海外擴張，就更該先提升能力，放棄目前日薄西山的商業模式。尤其是對香港和新加坡等規模較小、沒有強大國內市場的亞洲經濟體來說，銀行一般都是先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發展成熟，才轉型為跨國公司。台灣可以考慮逐步放寬金融監理，允許銀行進入獲利能力更高的業務，但必須善用自身在科技技術已有的優勢。
英特爾最近的困境，跟之前以工程聞名的波音等美國公司的狀況很像，無論是在薪酬方面還是公司內部的權力分配，都低估了關鍵工程人才的價值。為了擴大市場，英特爾的管理團隊太專注於收購案，忽視了產品才是核心，最終收購案也都以失敗告終。
這可能是公司為了解決短期獲利壓力造成的。英特爾的獲利率從未超過美國科技業核心的軟體公司，只好設法壓低成本，而且還是低不過其他更善於此道的公司。
▲英特爾忽視產品才是核心，最終收購案也以失敗告終。（圖／路透社）
台灣的企業融資體系某種程度上與其他國家截然不同。過去為了國家安全考量，大多數機構在設立的時候，都會考慮到來自中國的可能威脅。不過諷刺的是，隨著中國逐漸轉向用軍事衝突解決問題，這項因素已不再那麼重要。過去台灣一直被IMF這種能在國家陷入金融危機時出手相救的國際組織拒於門外，因此發展出了保守的金融政策；但現在如果真的發生危機，美國顯然會伸出援手。而且IMF在武漢肺炎期間援助新興市場的力道也實在太弱。
台灣可以繼續逐步拓展風險承受能力，但如果想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就得做得更多。首先，如果台灣確實希望改變經濟模式來增強金融部門的角色，就得先補強相應的法律體系。大多數國際金融中心國家都使用源自英國的普通法系統，只有日本和中國兩個仰賴國內經濟龐大財力的國家例外，但台灣該著重的重點，反而應該是科技。
台灣金融業競爭優勢：軟體工程師充沛
對台灣而言，用大量工程師來協助金融發展，反而更可能持續推動金融業進步。台灣的工程師從一開始就非常國際化，打從1980年代，甚至在矽谷還沒聞名國際以前，台灣與加州的科技聯繫就很緊密。例如半導體大廠輝達（Nvidia）這家完全的美國公司，其實是一位台裔美國人創立的。
台灣政府希望，在貿易戰進入下一個階段之後，於2030年前將台灣變成雙語國家。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研究副會長方艾文（Evan Feigenbaum）建議，台灣應該成為說英語的電腦科學和資料科學的國際中心，並且讓工程師在接受既有的專業訓練以外，再學會商業技能。
除了這些建議以外，台灣還有其他方式可以讓既有的硬體實力拓展成軟硬雙棲。方艾文還引述了由資誠（PwC Taiwan）與台經院合作的2019年台灣新創生態圈大調查，顯示台灣的新創企業大多集中在國內，60%的企業尚未招募或培養國際人才，54%的企業尚未接觸海外市場，只有33%的企業制定了進入國際市場的模式和策略。
▲台灣可以靠工程師協助金融發展，持續推動金融業進步。（圖／取自免費圖庫Pixabay）
在許多行業中，未來的創新都會是結合硬體設備與AI或大數據能力。該報告以無人機為例，指出該產業就是從硬體起家，加上運算能力發展出來的。台灣銀行業也很需要用類似方式轉型。銀行業擁有各自分行的硬體，但需要改進的是「軟體」，例如服務水準，或是行動銀行、數位銀行背後的後台處理。
釋放數位能力，打造未來銀行進攻區域市場
在新南向政策下讓銀行業進軍東南亞，理想的作法當然是建立一家國際知名品牌，或者是和東南亞的業者建立良好關係。
但是，如果上述兩種方式都不行，強大的數位能力，甚至是用銀行界以外的平台來打造也會有用。這方面的競爭力往往來自AI，而AI正是蔡英文政府自第一屆任期以來的重要產業重點。只要調整一下思維方式，台灣就能用製造硬體的優勢來打造強大的AI系統。
基本上，AI需要的是統計學能力而非強大的硬體，規劃兩種戰略的方式不完全相同，但需要持續努力找出真正的商業需求。這除了必須擁有優秀的數學模型能力，還需要溝通技巧才能不斷的改進。
台灣應該著重於這種轉型，其中某些環節可以直接沿用硬體製造業的優勢。例如可以用科幻小說一樣的物聯網，幫金融機構監督供應鏈或農業融資等貸款對象，而且還有很多全新的商業模式等待發掘。不過無論如何，這些附加價值都來自如何藉軟體充分利用硬體。
也許台灣金融最終還是想「走向國際」，但國際化本身並非戰略目標。此外，南韓與日本的金融業也碰到國內報酬率低迷的問題，會和台灣一起搶生意。光是鼓勵大家往外闖，並不能保證成功。
台灣可以先從放寬商業模式管制，加速不同行業合作的方向開始努力，這除了可以拯救銀行業，更能持續提高整體競爭力。新興的純網銀就是個不錯的開始，三家純網銀裡面有兩家與電子商務平台相連。在此同時也別忘記，東南亞市場永遠不嫌銀行多。
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特聘外籍研究員，譯者為廖珮杏。探索更多精彩內容，請持續關注《台灣銀行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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