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新世代金融基金會董事長陳冲。（圖／記者湯興漢攝）
文／陳冲
美國媒體於2月初獨家報導，台灣工具機業者持續出口產品予俄國，違反西方國家出口禁令云云。消息傳來，本地業者喊冤，認為機具只有外銷土耳其等非禁運國，而經濟部則義正詞嚴表示，早將1900家俄國廠商列入黑名單，系爭俄國公司（I Machine）也在年初列入，將與「友盟國家」採取一致行動，實施禁運。
網路2天內湧入上千留言，有指責業者發戰爭財的，但多對政府表達不滿與疑惑，不論何者，幾乎都是民粹語言，而行政院高層也湊熱鬧表示，縱然是轉運，出口商也應掌握最終收貨人。
本案暫無必要先談法律問題，因為經濟部一定振振有詞，依據貿易法第6條及第13條，政府得管制高科技商品的輸出入。但民眾不解的是，只賣些常見的工具機，為何要配合「友盟國家」，祭出禁運手段？而且賣到土耳其後，土國又轉賣到俄國，竟要出口商負責？為向友盟國家學習經驗，咱們不妨看看友盟的歷史故事。
二戰結束後之冷戰時期，由美國於1949年11月主導成立的CoCom（巴黎統籌委員會），結合17國執行貿易限制與禁運，直到冷戰結束後，CoCom解體，短期間管制解除，但1996年美國又主導成立Wassenaar Arrangement（瓦聖納協議），延續不同程度不同對象的禁運。
CoCom時代，因非正式國際組織，禁運執行不易，但也有不少案例。1983年的日本東芝案件，就是其中之代表作，當時蘇聯為大幅減少燥音、強化潛艇隱密性，向東芝採購遭管制禁運的五軸連動銑床MBP-110S，東芝為規避限制，乃借用普通車床的編號，騙取日本通產省的出口許可，將精密工具機送到瑞典再轉至蘇聯，使蘇聯潛艦性能突飛猛進。1985年因東芝離職員工告密，及美蘇潛艦擦撞事件，東窗事發，引發美國全面制裁，由國防部延燒至國會、由軍事合約蔓延到普通家電，1987年日本政府動手抓人，逮捕兩名高管（鑄造部長及機床部長）、罰款、停止部分業務，最後東芝會長、社長請辭下台，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道歉，日本還在美國50家報紙刊登「悔罪廣告」，這可是當年國際大事。
與早年東芝案所獲知名度相比，台中集盛公司應該深感榮幸。日本是CoCom成員國，而台灣並不是瓦聖納成員，國際上的道德責任如何轉為國內法的強制責任，政府應對民眾釋疑；東芝當年擁有獨步全球的銑床技術，而台灣賣的只是商用CNC工具機（技術層次不定），只因也可軍用，為何就一律禁運？既然禁運的對象是俄國，要求台灣效益上不如要求土耳其，何況土國誼屬瓦聖納成員，又是比友盟更緊密的美國邦交國；根據報載中部某大廠每年輸土的工具機就有三、四百台，如（除切結外）都追蹤最終收貨人，恐怕極難拓展商機，稍有差錯就會將市場拱手讓人。
自2022年起，美國宣導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觀念，在亞洲推出IPEF，在美洲端出APEP，簡單言之，就是只在朋友間執行國際分工，換句話說，就是同溫層的全球化，縮小版的全球化，再配合瓦聖納協議，「不是同志，就是敵人」，一個美國版的變型世貿組織，已呼之欲出。
長期以來，開發在先的強權挾資金、技術優勢，本就控制市場價值鏈左端的專利、設計，以及右端的品牌、銷售，獲取最高的附加價值，再將附加價值較低的組裝、製造，以市場分工名義，由新興國家進行紅海競爭。如此的全球化雖不公允，價值鏈中段的經濟體，因吸食成癮，縱想擺脫也一時難以如願。但因地緣政治的演變，肇致地緣經濟的比較利益，也告扭曲，實在令人為世界經貿的前景擔憂。
新會期的立法院已經開議，談一點真正的國家大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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