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大水池式反應器是台灣第1座、亞洲第2座投入使用的核子反應爐，由美國通用原子設計，1958年啟用。目前是台灣唯一仍在運轉中的研究用核反應爐。（圖／記者林挺弘攝）
記者潘姿吟／專題報導
2025年5月17日，台灣最後一座核電廠，核三廠2號機將正式除役，「非核家園」的願景正式落地。然而，隨著氣候變遷、用電需求成長及AI發展的用電潮來襲，「電夠不夠用？」成為全民焦慮的問句。
核能再度被端上政策討論桌。行政院長卓榮泰近日表態「不排斥新型核能技術」，更在工商協進會早餐會中強調「政府將支持核能新技術研究，保證2030年不缺電」。原本小眾的技術：SMR（Small Modular Reactor，小型模組化反應爐），因而成為新焦點。
SMR是什麼？真能成為解方？還是新瓶裝舊酒？《ETtoday東森新媒體》專訪清華大學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教授李志浩、地球公民基金會專員林冠伶、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總監趙家緯，從科學、政策與環境三方角度，解析SMR的爭議與矛盾。
▲清大核工所教授李志浩談SMR的原理、成本、安全性與未來可能性，他的所在位置是清大的核反應爐，但非SMR。（圖／記者林挺弘攝）
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是什麼？
「簡單來說，它就是小型化的核電廠，原理一樣，但安全性高很多，」清華大學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教授李志浩指出。SMR 的發電原理與傳統核電相同，但最大差別在於「模組化」設計；設備可於工廠預製，運送到現場後快速組裝，省下施工時間與風險。此外，冷卻系統也更加多元，除了傳統水冷式，還有氣冷、熔鹽與液態金屬冷卻系統，有些甚至設計為「萬一停電也不會熔毀」的被動安全機制。
李志浩進一步說明，一般所稱的SMR，是指單機輸出功率在300百萬瓦（MW）以下的核子反應器，規模遠小於傳統核電廠常見的1,000 MW以上，部分機型的體積可以小如貨櫃屋，但功率也相對較小。
「功率越小，越有可能採用自然循環冷卻系統，也就是不需要外加動力幫助冷卻劑流動的被動安全設計，這是SMR最大的技術優勢之一，設置位置就不一定要靠海邊。」李志浩說，相較之下，傳統大型核電廠為了追求單位成本效益，多採用強制循環冷卻機制，雖然發電量大，但安全容錯能力較低，一旦主動冷卻系統失效，就容易發生熱堆疊問題。因此，小型反應爐在安全性上，反而更具彈性與韌性。
但他強調，SMR的關鍵不只是模組化，更在於標準化與量產化，「像汽車零件一樣大量製造、壓低成本，才能真正推動商轉。」目前，世界各國開發中的SMR超過68種，但設計規格差異不一，市場尚未收斂至共識型標準，「現在就是在等，看哪一個技術成熟、安全驗證通過、能進入市場，」李志浩說。
▲清大的車載型小型反應爐（THMER），就是SMR（小型反應器）的概念。（圖／記者林挺弘攝）
SMR有多小？ 真的比傳統核電更便宜？
根據李志浩的說法，SMR的腹地需求遠小於傳統核電廠。以美國NuScale公司首度取得核能管理委員會（NRC）許可的水冷式SMR設計為例，整座設施安全範圍約500至600公尺，與一般大型操場差不多，遠小於傳統核電廠。
「像清華大學校內核能研究設施那塊腹地，也沒有很大，其實已經足夠容納一座SMR。」李志浩指出，若部署多座SMR於同一地點（所謂「多模組配置」），則需考量腹地規劃、冷卻系統整合與法規適用性等問題。
雖然SMR單座功率較低、體積小，但成本其實不一定更便宜。李志浩指出，若僅購買一兩座，其建置成本與一座大型電廠相當甚至更高；唯有「模組化標準生產」才能真正壓低單位發電成本。
「國際上期待SMR成為像電腦CPU一樣的模組件，訂購50座以上才能享有價格優勢。如果只買一兩座，還不如蓋大型核電廠划算。」
▲清大原科中心除了研究教學與生產放射性同位素等用途，還進行核子教學、核醫訓練及研究工作。圖為清大的核反應爐，但非SMR。（圖／記者林挺弘攝）
台灣準備好了嗎？ 李志浩：沒政策、沒人才、沒資源
談到SMR在台灣的可行性，李志浩語氣無奈：「政府說不排斥，但也沒投入資源。」目前國內核能相關研究計畫少之又少，每案經費約幾百萬，總體一年研究預算約4,000萬，其中聚焦於核能發電的項目恐怕不到1/5。
他認為，若希望台灣在SMR發展上取得突破，鼓勵民間投入可能是較具潛力的途徑。但現實上仍將面臨棘手的障礙：法規高度保守、科普知識普遍不足、以及與老百性溝通不容易等。
核能發展的歷史變遷
李志浩是1979年清華大學核工程研究所第10屆畢業生，畢業當年正逢美國發生「三哩島核洩漏事故」，1986年又接連爆發蘇聯的「車諾比核災」。他坦言，自那之後，台灣社會對核能的信任急遽下滑，「核能發電研究」也幾乎陷入停滯狀態，至今失落了數十年。
「目前台灣根本不具備核能發電的自主研發能力。」他直言，「如果有一天真的要導入SMR，只能『整套進口』，像當年買美國戰鬥機一樣，操作手冊翻開來照著做。」也就是，缺乏在地設計、生產與維護能力，僅能被動採購與仰賴技術支援。
他預期，在未來3～4年內，政府投入的總經費有機會逐步提升，據了解，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科會）與核能安全委員會（核安會）都已開始就相關議題進行規劃。然而，他也坦言，台灣的核能研究重心早已從核能發電轉向，如：中子治療、射束科學、醫學物理等輻射應用領域。
▲清大自1992年起將水池式反應器改建為硼中子捕獲治療（BNCT）設施，2023年6月獲衛福部醫療器材許可，成為全球首個正式投入臨床的BNCT治療系統。（圖／記者林挺弘攝）
未來展望與結構性矛盾
「核能發電相關法規非常嚴格，讓產業與學界都動彈不得。」李志浩指出，美國前總統川普也曾批評類似的情況，認為法規並非基於科學風險評估，而是一種「過度保護人類健康」的政策心態。整體制度設計強調防堵與層層把關，導致大量人力被配置於審查、稽核等程序性工作。
他提醒，一旦政策轉向、法規放寬，高端核能技術人才有更多發揮空間時，原本依附在高密度程序下的基層人員，可能將因此失去原有的位置，甚至面臨被淘汰或失業的風險，「這就是結構上的矛盾，當回歸技術本位與合理風險評估，不再依賴大量人力進行防堵式管理，那些原本靠制度維繫的工作崗位，很可能就不再需要存在了。」李志浩語帶無奈地補充。
儘管台灣正朝非核發展邁進，李志浩卻認為「沒有真正的『非核家園』。」他指出，核廢料仍在、就算電廠全關，相關安全研究也不能停，「總要有人留下知識與技術，萬一哪天風向改變，台灣才接得住，」他語重心長地說。
▲清華大學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教授李志浩強調，沒有核能也不能忘了核能，必須留種子，以因應風向。（圖／記者林挺弘攝）
國際開跑 台灣觀望
美國財政部長在4月公開表示，台灣可以透過能源採購來縮小兩國之間的貿易逆差。不久之後，美國在台協會（AIT）處長谷立言（Raymond Greene）也呼應此立場，公開強調在核能方面，美國準備好協助台灣引進既有及新興技術，例如：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也樂意協助台灣解決核廢料儲存的挑戰。」
李志浩仍直言：「就算現階段受到美方壓力，台灣真正有可能部署SMR，恐怕也要等到2040年之後。」他推估。
根據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資料，俄羅斯早在2020年便於北極圈部署海上反應爐，中國則在山東與海南建設實機，美國NuScale則轉向羅馬尼亞推動合作案。
全球雖然皆朝標準化與量產邁進，「至少要等到技術成熟，台灣才可能出手。」但他也提醒，若只購買一兩座，其成本甚至高於大型核電廠，唯有進入模組化量產階段，才具成本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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